吉凶倚伏报施纠纷,以为吉凶倚仗的凶是什么意思
天道平分,与善徒云 什么意思?
再说“天道无亲 ，常与善人”
司马迁《史记伯夷列传第一》对“天道”的公平性发出了疑问：
或曰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早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上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禁忌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者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偿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司马迁从世间人的表现做了分析：
子曰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
“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趣舍有时若此，类名湮灭而不称，悲夫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？
但是，司马迁对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也是有误解的。《索隐述赞》：“天道平分，与善徒云。贤而饿死，盗且聚群。吉凶倚伏，报施纠纷。子罕言命，得自前闻。”，和司马迁的观点基本一致。既然天道“无亲”“平分”，他又如何偏偏要“常与善人”“与善徒云”呢？“吉凶倚伏，报施纠纷”反而透出了一点端倪，那就是，其中有些“纠纷”，不是一句话、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，但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，就是“命”，所以“子罕言命”。搁置争议，只作仁义；种下善因，自有善果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而已。
而从《道德经》的叙述方式看，“道”和“常道”也是二元性的，《道德经》第一章第一句就有表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“天道无亲”是讲的“道”的行为，而“常与善人”的“常”指的是一般的人。一般人的愿望和评论标准是向善抑恶的。
天道平分,与善徒云。贤而饿死,盗且聚群。吉凶倚伏,报施纠纷。子罕言命...
说天道平分，对于善良的人却是一句空话。不信，你看盗贼们还那么猖獗，而贤者却先饿死了。所以，吉凶的依附和善恶的报应都没规律可言。至于那些怀才不遇，生不逢时者，也只能为他们叹气而已。
“以为吉凶倚伏,幽微难明”(出自《张衡传》)中“吉凶”的词类活用怎么...
形容词活用为名词，吉祥的和不好的事
百度千寻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全文-最好是白话文的。
货殖列传序
作者：司马迁
《老子》一书中说：“最清平的达到顶峰，（应该是）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，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，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，穿戴着美丽的服装，习惯于安宁的风俗，从事于快乐的职业，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。”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，那么，对于近世来说，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，（实际上）则是行不通的。
《老子》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
太史公认为：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，我不知道。至于象《诗经》与《书经》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，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，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，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，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，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，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，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。所以，（掌权者对于人民），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，其次是诱导他们，再其次是教育他们，又其次是（用典章制度来）束缚他们，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。
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之味，身安逸乐，而心夸矜势能之荣，使俗之渐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、竹子、楮木、野麻、旄牛尾和玉石，太行山以东多出鱼、盐、漆、丝和音乐、女色，江南盛产楠木、梓木、生姜、木犀、金、锡、铅矿石、丹砂、犀牛角、玳瑁、珠玑、兽角、皮革，龙门山、碣石山以北广产马、牛、羊、毛毡、毛皮和兽筋、兽角，铜、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，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。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。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，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。所以，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，虞人开出木材来（供给他们使用），工匠做成器皿来（供他们的所需），商人输通这些财物（供他们选购）。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、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？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，竭尽自己的力量，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因此，物价低廉，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，物价昂贵，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，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，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，如同水向低处流，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，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，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。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？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谷、谷、旄、玉石；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；江南出楠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革；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；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：此其大较也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
《周书》上说：“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，食物就要匮乏，工匠不生产出器物，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，商人不进行流通，那么粮食、器物、财富就要断绝，虞人不开发山泽，资源就会缺少。”反过来，资源缺少，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。这四种行业，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。源泉广阔，就会富饶起来；源泉窄小，就会贫穷下去。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，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。贫富的形成，没有入能给予他们，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，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，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。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，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，人口稀少，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，极力提倡工艺技巧，把鱼、盐运到别处去销售。这样，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，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，象钱串一般，络绎不绝，又如车辐一般，向这里集中。所以，齐国生产的帽子、带子，衣服、鞋子畅销天下，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。此后，齐国中经衰落，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，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，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，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，匡正了整个天下的，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，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，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。从此，齐国又富强起来，一直持续到齐威王、齐宣王时期。
《周书》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。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故太公望封于营丘，地舄卤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襁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。其后齐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、宣也。
所以说：“仓库充实了，百姓才能懂得礼节，衣食丰富了，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。”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。所以，君子富有了，喜欢行仁德之事，小人富有了，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。潭渊深了，里面就会有鱼，山林深了，野兽就会到那里去，人民富了，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。富有者得势，越加显赫；失势了，客人也就没有去处，因此也就心情不快。谚语说：“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。”这并不是空话。所以说：“天下之人，熙熙壤壤；为利而来，为利而往。”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，有万家封地的诸侯，有百室封邑的大夫，尚且担心贫穷，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！
故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埶益彰，失埶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！
翻译下:衡常思图身之事,以为吉凶 倚仗,幽微难明。乃作《思玄赋》以宣...
张衡常常思谋自身安全的事，认为福祸相因，幽深微妙，难以看清，于是写了《思玄赋》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。
张衡传原文+翻译
《张衡传》
【原文】
时政事渐损，权移于下，衡因上疏陈事。后迁侍中，帝引在帷幄，讽议左右。尝问天下所疾恶者。宦官惧其己，皆共目之，衡乃诡对而出。阉竖恐终为其患，遂共谗之。衡常思图身之事，以为吉凶倚仗，幽微难明。乃作《思玄赋》以宣寄情志。
永和初，出为河间相。时国王骄奢，不遵典宪；又多豪右，共为不轨。衡下车，治威严，整法度，阴知奸党名姓，一时收禽，上下肃然，称为政理。视事三年，上书乞骸骨，征拜尚书。年六十二，永和四年卒。
【译文】
当时昏暗，中央权力向下转移，张衡于是给皇帝上书陈述这些事。后来被升为侍中，皇帝让他进皇宫，在皇帝左右，对国家的政事提意见。皇帝曾经向张衡问起天下人所痛恨的是谁。宦官害怕张衡说出他们，都给他使眼色，张衡于是没对皇帝说实话。但那些宦党终究害怕张衡成为祸患，于是一起诋毁他。张衡常常思谋自身安全的事，认为福祸相因，幽深微妙，难以看清，于是写了《思玄赋》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。
（汉顺帝）永和初年，张衡调离京城，担任河间王的相。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，不遵守制度法令；又有很多豪族大户，豪门大户他们一起胡作非为。张衡上任之后治理严厉，整饬[chi]法令制度，暗中探得奸党的姓名，一下子同时逮捕，拘押起来，于是上下敬畏恭顺，称赞政事处理得好。（张衡）在河间相位上任职三年，给朝廷上书，请求辞职回家，朝廷任命他为尚书。张衡活了六十二岁，于永和四年去世。